老鼠危害大 苏联曾经史无前例的灭鼠运动
鼠疫的起源地很可能在更东边的中亚一带，它曾因导致欧洲黑死病爆发而臭名昭著。在中亚地区，鼠疫细菌寄居在啮齿类动物身上，例如能够在广阔草原上挖洞的土拨鼠。几千年来，那些咬过啮齿类动物的跳蚤又去咬人，细菌就这样通过跳蚤传播开来。从该地区出土的已有5000年历史的青铜时代骸骨上，我们发现了导致鼠疫的细菌的痕迹。
然而，在20世纪的短短几十年中，苏联政府认为他们可以彻底消灭鼠疫。在五年计划的时代，成千上万的人被动员起来，投入到毒鼠、撒药、焚烧可能被幸存动物食用的草的工作中。
苏联的鼠疫防护体系是由沙皇时期开始建设的一个设施网络发展而来的，当时鼠疫曾引发过几次小规模疫情，但没有导致灾难性的疫情爆发（科学家们仍然在研究黑死病细菌如此致命的原因）。
作为苏联为了改变北高加索和中亚经济而开展的行动的一部分，根除鼠疫运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为了消灭鼠疫，苏联人决定要先消灭掉作为细菌天然宿主的啮齿类动物。他们选择的武器是混合了磷化锌、黑氰化物和氟乙酸钡这些毒药的谷物。
“成千上万的人被雇来往地洞里面投毒，”明尼苏达大学科学历史学家苏珊·琼斯（Susan D. Jones）最近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有关苏联鼠疫防疫系统的文章中提到了这点。许多工人都是本地的妇女、年轻男子和失业人员。在《趣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家偶尔会对工人们的办事态度颇有微词。
除了要消灭啮齿类动物，苏联还尝试消灭传播鼠疫的跳蚤。工人们把杀虫剂和灭鼠药混合在一起，放进跳蚤猖獗的地洞中。琼斯说，二战后，多余的军用卡车和飞机还会往大片土地上喷洒杀虫剂。最后，他们烧毁植被（让幸存啮齿动物无物可食），然后重新犁地（让幸存啮齿动物无处可栖）。
1960年，苏联科学家在《世界卫生组织公报》（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上发表文章，扬言苏联自1928年起未发生过人类感染鼠疫的病例。但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真实数据”。实际上，那时候科学家们仍在应对鼠疫疫情。因为指令是由苏联中央下达的，同时承认失败的恐惧情绪又如此强烈而合理，所以就没有人愿意报告行动失败。
“当地政府会说：‘鼠疫已经消灭了。’或者‘我们没有爆发疫情。’因为他们根本忽略了疫情，它很有可能已经蔓延到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去了。” 乔治梅森大学的生物防御研究员，同时也是苏联鼠疫防疫系统防扩散研究报告的合著者索尼娅·本·瓦格拉姆-戈姆利（Sonia Ben Ouagrham-Gormley）如是说。
当疫情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边界爆发时，哈萨克斯坦的科学家也许会试图与边界另一边的同事取得联系，但他不会说出实情，本说：“如果他们被告知同事休假了，那基本上就意味着这位同事是上前线解决疫情去了。”
1998年，俄罗斯报纸《绝密》（Sovershenno Sekretno）发布了一份真实发生的“区区几场”鼠疫疫情名单：“莫斯科，1939年；南伏尔加河-乌拉尔地区，1945年；中亚，1945年；里海地区-土库曼尼亚，1946年；哈萨克斯坦阿斯特拉罕省，1947-1948年；土库曼尼亚，1949年；中亚，1953年、1955年和1958年；厄尔布鲁士山地区，1970年；卡尔梅克，1979年；里海地区，1980年；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1981年。”在《趣闻》中，科学家记录了其中几次他们应对疫情的经验。“我们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才恢复了感染鼠疫人数的真实数据。”琼斯说。
根除鼠疫的工作没有成功，因为区域实在太大了，大到无论是人工投放还是飞机喷药都无法覆盖完全。苏联的鼠疫防疫系统在11个共和国内设立了100多家灭鼠疫机构，但是涉及面仍然不够广泛。
琼斯指出，在苏联，如果成功消灭了所有携带鼠疫的啮齿动物，那就意味着将发生大规模生态崩溃，因为许多物种都以啮齿类动物为食，以它们的洞穴作为庇护所。谢天谢地，还好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啮齿类动物只会在某个地区暂时被消灭，然后它们将带着鼠疫一起回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对真实情况的深入了解，苏联的鼠疫防疫体系对鼠疫的态度从彻底消灭转向了控制。科学家们知道，在任何地方，人-人传播导致的疫情爆发都在啮齿类动物疫情爆发之后。所以，科学家们通过系统地动物实验来监测疫情。如果发现某个地区的实验结果呈阳性，他们就会在此地投入更大精力。
苏联政府告诫人们要避开生病的啮齿动物。患者要接受抗生素治疗并隔离。高危人群最终会使用疫苗治疗。人们必须学会与鼠疫的威胁共存，就像几千年来中亚地区的人们那样。
直到今天，在中亚地区、前苏联及其周边地区仍有偶发的鼠疫病例。最近在蒙古，一对年轻的夫妇也死于鼠疫，原因是他们生吃了一只受到了感染的土拨鼠。
然而，在20世纪的短短几十年中，苏联政府认为他们可以彻底消灭鼠疫。在五年计划的时代，成千上万的人被动员起来，投入到毒鼠、撒药、焚烧可能被幸存动物食用的草的工作中。
苏联的鼠疫防护体系是由沙皇时期开始建设的一个设施网络发展而来的，当时鼠疫曾引发过几次小规模疫情，但没有导致灾难性的疫情爆发（科学家们仍然在研究黑死病细菌如此致命的原因）。
作为苏联为了改变北高加索和中亚经济而开展的行动的一部分，根除鼠疫运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为了消灭鼠疫，苏联人决定要先消灭掉作为细菌天然宿主的啮齿类动物。他们选择的武器是混合了磷化锌、黑氰化物和氟乙酸钡这些毒药的谷物。
“成千上万的人被雇来往地洞里面投毒，”明尼苏达大学科学历史学家苏珊·琼斯（Susan D. Jones）最近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有关苏联鼠疫防疫系统的文章中提到了这点。许多工人都是本地的妇女、年轻男子和失业人员。在《趣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家偶尔会对工人们的办事态度颇有微词。
除了要消灭啮齿类动物，苏联还尝试消灭传播鼠疫的跳蚤。工人们把杀虫剂和灭鼠药混合在一起，放进跳蚤猖獗的地洞中。琼斯说，二战后，多余的军用卡车和飞机还会往大片土地上喷洒杀虫剂。最后，他们烧毁植被（让幸存啮齿动物无物可食），然后重新犁地（让幸存啮齿动物无处可栖）。
1960年，苏联科学家在《世界卫生组织公报》（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上发表文章，扬言苏联自1928年起未发生过人类感染鼠疫的病例。但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真实数据”。实际上，那时候科学家们仍在应对鼠疫疫情。因为指令是由苏联中央下达的，同时承认失败的恐惧情绪又如此强烈而合理，所以就没有人愿意报告行动失败。
“当地政府会说：‘鼠疫已经消灭了。’或者‘我们没有爆发疫情。’因为他们根本忽略了疫情，它很有可能已经蔓延到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去了。” 乔治梅森大学的生物防御研究员，同时也是苏联鼠疫防疫系统防扩散研究报告的合著者索尼娅·本·瓦格拉姆-戈姆利（Sonia Ben Ouagrham-Gormley）如是说。
当疫情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边界爆发时，哈萨克斯坦的科学家也许会试图与边界另一边的同事取得联系，但他不会说出实情，本说：“如果他们被告知同事休假了，那基本上就意味着这位同事是上前线解决疫情去了。”
1998年，俄罗斯报纸《绝密》（Sovershenno Sekretno）发布了一份真实发生的“区区几场”鼠疫疫情名单：“莫斯科，1939年；南伏尔加河-乌拉尔地区，1945年；中亚，1945年；里海地区-土库曼尼亚，1946年；哈萨克斯坦阿斯特拉罕省，1947-1948年；土库曼尼亚，1949年；中亚，1953年、1955年和1958年；厄尔布鲁士山地区，1970年；卡尔梅克，1979年；里海地区，1980年；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1981年。”在《趣闻》中，科学家记录了其中几次他们应对疫情的经验。“我们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才恢复了感染鼠疫人数的真实数据。”琼斯说。
根除鼠疫的工作没有成功，因为区域实在太大了，大到无论是人工投放还是飞机喷药都无法覆盖完全。苏联的鼠疫防疫系统在11个共和国内设立了100多家灭鼠疫机构，但是涉及面仍然不够广泛。
琼斯指出，在苏联，如果成功消灭了所有携带鼠疫的啮齿动物，那就意味着将发生大规模生态崩溃，因为许多物种都以啮齿类动物为食，以它们的洞穴作为庇护所。谢天谢地，还好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啮齿类动物只会在某个地区暂时被消灭，然后它们将带着鼠疫一起回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对真实情况的深入了解，苏联的鼠疫防疫体系对鼠疫的态度从彻底消灭转向了控制。科学家们知道，在任何地方，人-人传播导致的疫情爆发都在啮齿类动物疫情爆发之后。所以，科学家们通过系统地动物实验来监测疫情。如果发现某个地区的实验结果呈阳性，他们就会在此地投入更大精力。
苏联政府告诫人们要避开生病的啮齿动物。患者要接受抗生素治疗并隔离。高危人群最终会使用疫苗治疗。人们必须学会与鼠疫的威胁共存，就像几千年来中亚地区的人们那样。
直到今天，在中亚地区、前苏联及其周边地区仍有偶发的鼠疫病例。最近在蒙古，一对年轻的夫妇也死于鼠疫，原因是他们生吃了一只受到了感染的土拨鼠。